Xueyuan (一直在听) 's space

对于电视连续剧“潜伏”,很多人觉得从中可以获得在职场竞争的经验,但是结尾确实一场悲剧,特别是王翠平只能和余则成永久分离,隐姓埋名地生活一辈子,其直接原因是余则成为了获取潜伏特务的准确名单,失去了最佳的撤离时间,这对理想主义者余则成是命中注定的结局.

余则成在获取了500人的大名单之后,其实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了,从技术上讲,从500人名单里找出其中的100人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特别是当党取得政权之后,充其量是个时间的问题. 个人理解是处于对国民党的极端腐败的痛恨是余则成做潜伏工作的一个原因,他以前没有真正在解放区或者根据地工作,他是以国民党的思路去理解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不知道党组织的真正能力和人民政权的力量.如果他冷静地考虑一下,在延安时期国民党特务都很难混入延安,当党组织取得政权后,那些特务就更没有办法长期潜伏下去,连吴站长都知道这个潜伏任务是没有前景的.特别是余则成记忆力超群,而且处于副站长的位置,对于天津特务还是很了解的,在他的帮助下,挖出这些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这些年他已经为党做了很多贡献, 不存在那些刚投身革命的新人需要交见面礼或者投名状的问题.个人觉得在当时王翠平已死的错误信息误导了他, 使其有些固执地非要完成这一任务.连那个廖队长都对这个任务不以为然. 客观地讲,他的努力,不仅断送了和王翠平的姻缘,而且间接地害死了廖队长. 他是自己过度利用自己,这是间谍工作的一个大忌.

在连续剧最后结果很耐人寻味.那个和他在广州和香港接头的联络员有些不近人情.如果愿意的话, 组织是很容易找到王翠平的信息的,只是这个时候情况发生变化了,在历史上这个时候在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经被破获,至少是失去了获得机密情报的能力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已经失去了很快攻下台湾的机遇,党需要新的力量进入台湾获取情报,到现在还没有暴露的余则成是个很好的人选.结果是原来被要求回家的他再次被派往台湾. 从王翠平的角度她失去了和余则成团聚的机会. 不过,做为革命者是奉献牺牲的一代, 和那些牺牲在解放前的革命者相比, 他们这些牺牲似乎不算什么了, 何况在不远的将来连毛主席的儿子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了.他们是革命者,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个人命运包括爱情都不属于自己,是属于当时的民族解放事业,记得余则成在救晚秋时说过,他们的工作是在改变这个世界.组织上虽然没法让余则成和王翠平团聚,但是给他送来了更适合潜伏工作也爱他的晚秋,也算是一种补偿吧.呵呵.

对于理想主义者,从事潜伏工作的余则成,这就是命中注定.

爱国也需要本钱的—浙大海归涂博士跳楼有感

 

9月中旬, 浙大海归涂博士跳楼自杀,最近遗书批露: “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涂博士去世真是让人感到惋惜,32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 就这么抛下高堂妻女走了,也许他只能在天堂里面看自己的父母慢慢老去,看自己的妻子痛苦煎熬,看自己的女儿孤独地长大,如果时光能够倒转,不知他现在是否还有勇气从11楼再次跳下.选择自杀而不是选择海归是涂博士最大的错误.不然,以他和他太太的背景和经历,在中国和美国都可以从头再来.

 

把涂博士自杀的原因完全归结到浙大身上是不理智的.如果从浙大发布的信息来看,他们给涂博士的公开待遇是教职,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或者正教授的位置,当然底下有没有承诺以及违背承诺就不知道了.从2005年开始,中国高校教授的评价和聘用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一个现象就是哪怕是海归,在著名大学也得从讲师开始做起.当然,如果你在国外就已经功成名就了,那各方面资源就自然尽量向你倾斜,规矩嘛就是拿来给人破的,制度嘛就是拿来给人定的,只要你实力足够. 举个例子:我有个同学从加拿大回来后要先当两年讲师才有资格评副教授,而一直留校的一个同学早就是教授博导了.国内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不断振荡中向前发展,或许你赶上波峰,结果就顺势一发不可收拾,或者赶上波谷,要老老实实积累几年才能得到下一个机会.只要你对中国发展有信心,心平气和,努力去做事,即使你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多则10年,少则5年,绝对能发展起来的.

 

个人感觉,涂博士海归为时早了点.如果他在美国拿到教授职位再回去,或者当时去国内工业界工作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现在国内包括高校也很现实:他们不需要通过重用普通海归来装点门面起个示范作用,国内早就过了千斤买马骨的阶段了.能给他们直接带来技术,资金或先进管理经验才会马上重用,才会给你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或者说,爱国也需要本钱的.在很多高校里面, 主流的科研体系是有一个学术带头人(有人恶搞称之为”学霸”)以及若干青年教师(戏称为”青椒”)组成的,如果没有学霸的大力提携,白手起家重新创业,对于普通海归还是有很大难度的,至少在起始阶段是这样的.有一定能力/实力的人总是有高估自己能力的倾向, 海归们也不例外.不知道涂博士在海归之前有没有去认真拜过码头,去得那些大佬们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她来美国20年了,现在还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写程序代码,而她国内的同学朋友现在是出人头地,论地位有地位,论权力有权力,money多多.我的回答是这绝对正常也绝对公平.她毕竟在美国享受高薪,过着富足的生活已经20年了,平静的生活就像一条直线,波澜不惊;而她的同学,在这20年里吃苦受累甚至是受委屈,才得以出人头地的,他们人生的轨迹是一条曲线,开始时很小直到最近才突然突破增长的,波澜壮阔, 而且她还有些朋友同学在各种竞争中落伍,没有出人头地的.不能光看到别人吃肉,也要想到别人受苦.上帝是公平地.对于没有背景的海归,开始时要耐得住寂寞.

 

我们当时出国时,有个说法是美国人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是一种人才收割器,通过这种办法,美国收获了大批人才,弥补了美国很多行业特别是理工行业人才不足的困境,而不用付出很多成本(在美国,从婴儿出生到培养到上大学前为止,大约成本为20万美元左右),而这种人员流动,对于留学生母国来说是一种损失,在这些人最有能力最有精力时候他们在建设美国,而不是建设母国.现在看来,鼓励海归回国则是更高层次的人才收割器: 出国之前,他们是同龄中学习能力最强的一批人,但毕竟还是璞玉, 经过留学生活的培训以及美国工作经验的积累,他们的价值提高,能更快更好地为国内服务,而国内付出的经济成本接近为零, 只是晚用了这些人10年而已, 而这些人当年留下的空当,自然有别人填补.不得不感叹邓小平的远见,他提出的开放留学的政策,在10几年后终于结出硕果, 这才是真正的大棋派.

 

海归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值不应该太高, 留学生的最大的优势是学习能力强,更准确地说是外语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强.这些长处并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海归. 回到中国要培养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毕竟在任何时代,人的价值都有社会性.或者说在一定的体系里面有用,才能谈自己的价值.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英籍华人高琨(Charles K. Kao)和两名美国科学家维拉德.博伊尔(Willard S. Boyle)和乔治-E-史密斯(George E. Smith), 以表彰他们在光纤通信领域开创性成就以及发明半导体成像器件——电荷藕合器件图像传感器CCD. 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称他们是光学大师.

高琨于1966年在论文中宣布,有效地降低光纤中氢氧根离子的浓度(即减少水吸收),可以将光纤(直径比头发丝还细)损耗降低到20dB/公里(目前的水平是0.1-0.2dB/公里).现在世界上铺设的光纤已经有10亿公里,更加奇妙的是通过波分复用技术,每根光纤里面可以传输不同波长(颜色)的光,而每个波长都很轻松地支持10gb/s的通信能力. 世界范围内光通信产业不仅每年有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销售额,而且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从现在到未来都是信息社会的主要传输手段.

在1969年10月,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博伊尔和史密斯,共同发明了电荷藕合器件图像传感器CCD,CCD由光电二级管和电荷藕合阵列组成,前者负责感光,如同胶卷底片一样,后者负责电荷(图象)传输,将图象传送到处理单元比如计算机.他们最早的原型机由九个像素组成,每个像素有100多个微米大小, 而目前CCD技术可以做到6000万像素,由CCD发展而来的CMOS技术,则可以做到0.7微米.日常生活中的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拍照手机,皆拜CCD/CMOS技术所赐.

我曾经在这两个技术领域工作过几年,这两项技术及其衍生产品,分别解决了信息的传输和获取的主要问题. 并为信息的处理和存储领域打通了瓶径, 它们的大发展,始于1992年以来的信息化革命,目前,这两种技术都已经走入成熟期,以光通信技术为例,曾经在和同事们聊天时感叹这个领域是从业者做得太好,结果自己把自己做死了:埋一段光纤下去,一二十年都不会坏, 现在光通信容量足以满足要求, 而将来光终端设备升级又不花费太多,要是光通信能像手机一样能做成消费品(每年换一个)就好了, 或者向大陆某些地方的城建学习, 动不动就挖路埋路(这里是挖光缆铺光缆),也可以赚大钱. 而主要市场为消费者的CCD/CMOS技术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竞争太激烈,利润率太薄了.

每到这个时候,中文媒体上都会有问题:本土中国人距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杨振宁老先生说还有20年差距.我觉得他有些乐观,或者说这时候更多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表态的.

1 从民族性格上来讲,中国人是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民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学习就要有学习的对象啊,学习能力最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原创能力不是最强. 诺贝尔奖的要的可是原创而不是山寨. 早在19世纪,西方人就说过,日本人适合为匠, 中国人适合为商.适合为匠就意味着做事细致,工艺一致性好,如果找好方向,加上足够投资,是能够作出东西的,历史上日本人拿过一些诺贝尔奖的;

2. 从资金投入上,中国还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家还不是那么有钱, 尽管国家投入逐年加大,但是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创性的研究可是需要资金投入的. 在企业投入方面, 以我所尊敬的华为公司为例,尽管他们在专利授予上都居世界前列,但是他们会做20-30年之后在可能收到成果的研究工作吗?

3. 从科研体制方面,我在国内时曾经参与几项863和国家自然基金的重大项目.从整体上,这些项目是跟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在写项目申请书时,会列上现在美欧是什么水平.一个项目如果美欧没有做过,国家也不会把经费给你. 另外还存在很多不公和腐败现象:有次回国,和一个朋友聊天,告诉我他曾经参加某国家级研究计划的项目指南的发布工作,结果就是这一指南是专为某著名教授定做的,使他而不是其他人,能够拿到这笔经费,俗成挖坑或者技术壁垒.

4. 现在国内经济起飞阶段,社会风气很浮燥, 大家都想挣钱,挣快钱,别说要等10-20年才能赚钱的研究成果,就是4-5年能赚钱的项目,都很少有人去做.

震荡
周一，部门秘书发电子邮件宣布下午开会，每个人必须参加。在会上部门大老板宣布鉴于目前经济形势和公司发展方向以及我们的市场份额，决定停止在A产品的研发，A组解散，少部分人员转入我所在的B组，同时B组重组。周三，名单宣布，整个部门超过一半的工程师失去工作，其中A组裁掉90%而B组裁掉10%的员工，整个部门失去1/3的雇员，在一夜之间我们部门仿佛回到了10年之前，伴随的是那些失去工作的员工的震惊、伤心和深深的失望。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很多人是很难迅速找到工作的，他们的生活被迫发生重大变化。经过三月份的裁员，大家觉得部门运行其实并没有真正好转，但是这个决定还是来得太快，基本上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痛定之际，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换个人当老板会不会好一些？

原因
1）在N年之前我加入这个部门时，就得知我们部门经理们对未来发展方向存在分歧，一些人主张在B产品巩固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加大投资，研发新产品，提高产能，对A产品采取小规模研发模式，收取专利费即可；而一部分则主张利用我们在A产品中P技术的优势，通过并购/合作/招人获取E技术，大规模的进军A产品市场。而当时主流观点是A产品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慢慢取代B技术。当时一位担任亚太市场经理的老中，我们称之为T大哥，是第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他不认为A产品所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是我们所擅长的领域—这一领域是高投入低利润，要量大速度快才能赚钱。他主张声东击西的策略，即高调宣传进军A产品，但把主要投资放倒B产品上，B产品利润率高，产品寿命周期长，足以养活我们这些员工。但是双方讨论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还是把资源投到了A产品上了
2）在A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我们做的太慢了，每次都比竞争对手慢半拍，导致样品一出来就过时了。主要原因是E技术依旧是瓶颈。尽管收购了N公司的C事业部，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用以前同事X博士的话，真正能够用的人能有10%就不错了。反过来一想，如果这个被收购的对象实力强，有前途，N公司还会卖给我们吗？结果就变成A组在E技术积累上赶不上大公司M、S，在做事速度上又赶不上小公司O，更别说那些startup company了。尽管通过持续招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但是损失了时间，客观上形成了“添油战术”或者国内的“钓鱼工程”。但问题是国内的钓鱼工程钓的是政府或者是公共部门--他们潜在的经济实力是无限大的，而这里钓的是总公司，总公司的经济实力有限而且会止损的！另外A组在P技术上优势不具有压倒性，竞争对手完全可以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实现突破：一次投片放上几百甚至成千上万个不同的设计，然后通过实验找出最佳的设计—我尽管不知道为啥，但是我知道该做啥。
3）不重视中国市场。中国的手机制造业极其发达，占全球产能的一半左右，如果能在这里有所突破，A组的生存发展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A组的领导层瞄准的则是业内巨头，也是标准最严的M，N和S，直接和竞争对手交锋，想从这里打开突破口，结果是鸡蛋碰石头，而且是最硬的石头。在过去的N年里，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MNS的订单，也没有研发一款针对中国用户的产品。其实在刚开始大家的产品都有各种缺陷，在应用中是可以更改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和B产品相比，A产品是消费类电子产品，有一点点缺陷不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更不会伤人死人的。而且手机本身的淘汰速度就快，还没等用户发现问题，没准手机早就扔掉了。也许在政治上不正确，但是突破中国市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对于A组来说的确是生存之路
4）A组老板用人有点问题。在E技术领域的一线经理（是位三哥）和上一层经理都是他提拔上来的，亲信，用的熟，但是在技术领域却不怎么精通。技术上最好的几位要不被气走，要不被耍手腕赶走（老美和老中一样，很多技术上很牛的，个性上也很牛，不会溜须拍马），最后大家同归于尽。

反思
尽管不可能，但设想一下如果我坐在A组经理那个位置，我会比他做的更好吗？
1）在部门发展方向上，尽管老中T大哥的思路是对的，但这种曲线救国的思维方式，对于东方人来说是容易接受的，但是对于做事理性，崇尚实力，思维方式直接的老美来说是很难接受的。特别是于上市公司，追求增长的理念和理性分析结果决定了A组一定是公司投资的方向。顺便说一句，T大哥头脑灵活，而且身上有点野气，如果回到国内，绝对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私企老板，估计他到时候和员工训话时这些话是能够说出来的：“俺们就是土匪，的想办法从客户那里抢钱，多抢多分，少抢少分，抢不到就饿死..,说完了，大家都去干活去！”
2）A组做事慢的原因是先期投资不够，特别是有E技术的合格员工不够。很多startup公司，员工人数都不多，只有A组人数的10%到20%左右，但是各个都能独挡一面。 可是换一个人做老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M年之前，管理我们部门的公司的副总想大力发展我们这个领域，向公司申请投资X亿美元盖厂扩容招人，未获同意，之后辞职离开公司。相比这位前副总，A组老板无论从地位还是影响力都是远远不如的。他如果想做一番事业，只能利用目前的资源，吃这锅夹生饭。和startup公司不同，大公司是不能随便解雇员工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通过换血，只能通过逐步（而不是一步到位）扩大队伍的方式找到合适的人才。过多的人员使得亏损越来越厉害
3）突破中国市场是他理论上能够做到的地方。但是作为土生土长的老美，几十年来受到媒体的影响，在他们心目中，对中国还有很多感到恐惧的地方，表现之一是不敢重用T大哥这样人才打开中国市场。这也是在美华人的悲哀。一个台湾朋友就说过，其实华人在美国发展空间不大的，尽管在薪酬上不会亏待我们。此外，老美更愿意和美国公司打交到，结果A组被M公司钓鱼，总是对他们报以全部希望，直到最后突然死亡。
4）用人方面他的确应该做得更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自己能升到那个位置，上面有人拉，底下有人推，在公司的斗争中才上的去。可是上去之后，斗争红利是一方面，另外还得有人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执行自己的想法，有效地掌控基层员工，这决定了尽可能提拔自己的亲信。一个成功的团队，要有人出思想，有人出力气，有人出嘴巴，出嘴巴的人可以占有一定的位置，但是最后把关的人要懂技术，这个尺度他没有把握好，最后的防火墙他没有设好。

结论
如果我做到他的位置，以我们现有的资源，不会比他做得好的太多，或者说，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后记
N年前，我曾经在X公司的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组做先进光通信器件的研发工作，这种器件和X公司的主要产品一点都不沾边，或者说是X公司在电信领域的一种尝试。三年后，在用掉了20多million $( 包括一些政府研究经费)，成功研发出了原型机，但是当时电信市场崩溃，该器件没法找到应用，结果我们那个组被解散。
A组的解散和我以前在X公司的研究经历表明，从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者研发新产品是件风险很大的工作，作为公司的决策者，最佳方法似乎是购买小公司进行整合，从而降低研发风险，加快产业化速度，及早赚钱。对于想在美国通过新技术发家致富的，最佳办法是跳出来找风投单干，提高commercialization 效率和速度，依靠大公司做平台做新产品制约因素太多。在美国，技术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啊。

最近在一个公园门口,被一个老美叫住,帮他们家照合影,俺态度热情,服务周到,远近景各照2张.事毕,老美喜曰:"Thank you very much.撒悠那拉!" 俺顿时满头黑线,这朵小红花怎么也得戴在中国人头上啊.于是曰:不客气,不过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
看样子在普通美国人心目中,俺们天朝上国的普通老百姓,还是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啊.所以中国人要多出来留学工作旅游, 告诉他们中国已经变了.或者鼓动这些老美去中国旅游,去洗洗脑:凡是到过中国的普通西方游客,哪有不说中国好的?至少会感到很大的冲击,当然,那些搞无间道和踢场子的家伙除外.

不过,这个"撒悠那拉"好象是个小抱应耶.
4年前,带一个朋友去Niagara Falls去玩,在"wind of the cave",有两拨人在排队,一条队很长,另外一列极短,只有一两个人.于是想去短的那一列去排队.
朋友云:为什么这条队这么短,我们是不是不能排在这里,要不然大家怎么不过来排呢.到时候被别人赶出来可是有点丢脸.
本人戏曰:没事,先排着,如果他们真的赶我们走,我们就说谢谢,然后鞠个躬,再说声"撒--悠--那--拉" (当时正值中国国内爆发反日示威游行之际)
然后两人一阵狂笑...不过后来的确在那个窗口买到票了.